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 熊易寒

今年5月初，在環保維權人士唐某的引導下，筆者來到湖南省常寧市柏坊鎮新建村。這里有一家年產8.8萬噸的小型水泥廠（柏洲建材有限公司），利用石灰石、煤矸石和工業硝酸渣制造水泥。據湖南省環保局監察大隊現場調查發現（湘環函[2007]44號）：“該公司原料堆放混亂，生產過程中散排點較多，廠內揚塵較為嚴重。目前，該公司只有簡單的除塵室裝置進行粉塵處理，無法達到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其大氣污染物對周邊農舍、農田存在一定的影響。信訪人反映的該公司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粉塵污染情況基本屬實。”村民上訪信的措辭則更加激烈：“常寧市柏坊鎮村民生存受到威脅……歷年來，水泥廠都是采用較為陳舊的生產設備、落后的生產技術，水泥的生產者追求的是暫時的利潤，他們沒有絲毫的環境保護意識，水泥廠一旦生產就是濃煙滾滾、塵巖飛揚，墨黑色的污水直排農田、水塘和村莊……村民敢怒不敢言，只得憋著氣在惡劣的環境中求生存。”

從文字材料上看，這是一起典型的環境抗爭。然而，在與當地村民的座談中，筆者卻發現沖突的焦點并不是污染問題。該水泥廠最初為鄉鎮企業，始建于上世紀80年代，盡管一開始就對周邊兩個村民小組的環境造成了嚴重的污染，但當時有一系列優惠政策：水泥廠為每戶村民提供一個就業崗位，免費提供生活用電和農田灌溉用水，此外還對稻田的減產損失予以補償。所以，水泥廠與村民一直相安無事。但1998年企業改制后，私人老板拒絕繼續履行這些傳統義務，將200多名工人裁撤到80余人，周邊兩個村民小組僅留用2人，其余數十人均下崗回家，免費的水電也一去不復返，更讓村民氣憤的是，新老板（市人大代表）采用深井抽取生產用水，導致地面水斷流，村民的水井干涸，無飲用水。這時候企業與村民的關系趨于惡化，歷史老帳也被翻了出來：上世紀70年代末興建水泥廠的時候，占用的是兩個村民小組的油茶地，但沒有辦理征用手續，也沒有簽訂任何協議。因此村民提出：若拍賣該廠，村民就要享受土地收益；若不拍賣，就要安置勞動力；此外還必須補償環境污染帶給村民的損失。在遭到企業主拒絕之后，村民開始上訪，在政府的干預下，水泥廠為村民打了一口7.8米深的井，同樣是口枯井，此后鎮里也曾派員前來處理，但沒有形成處理意見。2005年9月，當地十幾名村婦以污染導致減產、家中缺糧為由，鬧著要到水泥廠食堂吃午飯，結果企業主拉來三面包車的打手，以暴力平息了這起風波。眼見胳膊擰不過大腿，村民改變了斗爭策略，由曾經在水泥廠擔任副廠長、熟悉內情的唐某全權負責此事（唐某曾報名參與企業的拍賣競標，孰料后來沒有公開招標，咽不下這口惡氣，便當起了“出頭鳥”），一面上訪，一面起訴，費用先由家底殷實的唐某墊付，等賠償款到位之后再從中扣除。在唐某的引導下，筆者前往當地勘查現場，發現村民反映的情況基本屬實，排污口直接通向水塘和稻田，村民的房間里鋪滿厚厚的粉塵，衣服都不敢晾在外面，而在水源充沛的湘南，水井居然是干涸的！

不難發現，盡管污染由來已久，但村民一開始并沒有對企業發難，環境沖突的出現并不是因為環保意識的覺醒，而是因為企業借改制或承包之機擺脫對地方社會的義務。在此之前，作為鄉鎮企業的廠家與周邊的村組形成一種互惠關系，企業為受污染的村民提供就業機會和相關福利，企業與村民在一定程度上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因此，污染不成其為問題；轉制之后，私人所有或承包的企業逐漸與地方社會脫鉤，不再為村民提供就業和相關福利，也拒絕按照市場方式給予賠償，此時污染問題凸現，村民開始上訪、告狀，甚至采取集體行動。

在集體產權下，形成了互惠型的廠—民關系，污染帶給人們的損失往往以間接的方式得到補償，企業污染的外部性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從而彌補了農村環保立法和執法的不足；而在企業改制之后，互惠關系解體，企業不再承擔社會責任，讓村民獨自承擔環境污染的全部后果，同時卻拒絕按照市場方式給予賠償，導致雙方的激烈對抗。村民憤怒地說：“不能讓你們賺錢，我們送死。”可見，改制摧毀了舊的權利/義務關系，卻沒有建立起新的規范和平衡。

用卡爾•波蘭尼的話來說，這兩家企業的經濟行為過去是嵌入(embedded)在社會之中的，也就是說，企業不能自顧自地牟取最大化利益，而必須兼顧社會關系，以符合社會規范的方式來開展經濟活動。然而事情正在起變化，伴隨著企業產權或經營方式的變革，一個類似于市場“脫嵌”(disembedding)的過程已經拉開序幕。雖然波蘭尼告訴我們，“脫嵌”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一種“脫嵌”的、完全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只是一項烏托邦建構，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政治權力的保駕護航下，當代中國的經濟勢力正在變得越來越粗暴和專橫，越來越不顧及社會的需要和期待。只不過，這種“脫嵌”不是基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經濟，而是因為“政治經濟一體化權力格局”（張玉林語），發展型(developmental)的地方政府與資本結盟，令原本就處于弱勢地位的社會更加孤立無助。正因為如此，張玉林警告說：環境污染已經成為“三農問題”的重要內涵，是比“農民負擔”更為沉重的負擔。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不僅極容易受到這種黑色暴力的圍攻，而且在受到侵害時難以行使正當防衛的權利。

卡爾•波蘭尼將人類的經濟交換方式分為三種類型：市場、互惠和再分配。企業與村民的關系實際上也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在七十年代是一種再分配模式，企業與村民不大需要直接打交道，由政府劃撥一塊土地作為建廠之用，對生產隊有少量的減產補償，村民敢怒不敢言，污染賠償更是不敢奢望；改革開放之后，企業與村民逐漸形成互惠關系，企業以間接的方式對村民的損失予以補償，而不是采用直接的經濟賠償，這是雙方的蜜月期；九十年代后期，在“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下，縣鄉兩級的國有、集體企業陸續被承包或拍賣，市場模式逐漸取代互惠模式，企業主更愿意以現金一次性“了斷”，但賠償的標準通常很低，不僅遠遠達不到村民的期望值，也不符合市場的等價原則。以水泥廠為例，2005年對村民的地下水賠償為6000元，環境污染賠償為3000元，2006年補償粉塵污染損失6000元，合計不過1.5萬元（除以157口人，人均不足百元），而兩組村民在起訴書中提出的要求是：“水泥廠已生產30年，非法違規，未安裝防塵、吸塵、污水池設施，污水直接入我組魚塘和稻田（魚塘13.38畝，稻田34.8畝），造成無收獲，賠償我們的損失費3358050.00元。”在訪談中，我發現，村民最希望的還是回到互惠模式，一方面是覺得要一次性從私人老板那里拿這么多錢不太實際，另一方面是覺得細水長流更經濟劃算，對方能承受，自己也實惠。

這個個案可能是再普通不過的了，正因為普通，所以才具有代表性。在中國的鄉村地區，不知道有多少這樣的規模小、污染大的企業在運行著，從短期來看，要關停這些企業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在破壞生態環境的同時也在為當地人提供稅收和生計的來源，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環保執法問題。筆者至今記得幾年前在一個新聞訪談節目上，一名來自內蒙古牧區的大學生這樣質問環保主義者，大意是：“如果不允許開發，那么誰來幫我出學費？是您嗎？”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前中國鄉村的環境政治顯示了不同于城市的邏輯，其核心議題是污染補償而非環境保護，這是由經濟的落后所決定的；老百姓所極力捍衛的是自然環境之外的另一種生態，那就是經濟與社會之間的平衡，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不能讓別人發財，我們送死。這是中國老百姓最為樸素的正義觀。

田園牧歌式的環境是可愛的，但生存是更為緊迫的問題。對于窮鄉僻壤的村民而言，一定程度的污染——只要不直接危及生命，哪怕高于國家標準——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是固守環境至上的信條，而是站到村民的立場上去看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承認：村民這樣做是理性的。在這起環境沖突中，村民反抗的不是環境污染，而是無視他們生存需要的經濟霸權；他們所要追求的不是清新潔凈的空氣，而是要討回他們曾經擁有的權利，一個他們認為的公道。這多少有些“道義經濟學”的味道。

一言以蔽之，鄉村地區環境沖突的實質在于，市場化導向的企業改革瓦解了互惠關系，卻沒能建立規范的市場關系，使得受污染村民的利益無從保障。村民的反抗不是什么環保運動（至少在大多數經濟落后地區是如此），而應該被理解為力圖抵制經濟“脫嵌”的保護性反向運動，是社會的自我保護。從長遠來看，這些規模小、污染大的企業必須/必然被整頓或淘汰，但這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期間，受污染者的權益如何得到保障呢？是否要重新回到互惠模式？

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對現實的簡單否定并不意味著一個美好的未來。張浩文在陜西的調查揭示了另外一個極端，即“被劫持的村莊”，這類村莊與當地的污染企業形成了休戚與共、共存共榮的關系，以至于村委會門前的春聯是“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化肥廠”，對于企業可能面臨的關停并轉，村民顯得比工廠還要焦慮不安，村長甚至打算組織聯名上訪來保護這家“造福一方”的企業。受害者成了治污行動的抵制者，這種黑色幽默不免讓環保主義者泄氣。也就是說，村莊被眼前的經濟利益劫持了，與污染企業成為同一根繩上的蚱蜢，事實上不只是村莊，“索賠讓所有人都獲得了好處”：由于農業收成不好，索賠讓田主人獲得了比預期要高許多的現金收入，維權的專業人士以此為生，村鎮干部（包括派出所民警）因為參與調解，兩面都有好處，地方政府則獲得穩定可觀的稅收。幾乎沒有任何人希望改變現狀，如此一來，村莊就被“鎖定”在一個“污染-索賠-繼續污染-繼續索賠”的循環之中了。而這個局面正是我所調查的兩個個案中的農民所孜孜以求的，對于中國大多數地區的農民而言，這可能都是他們心目中“最好”的結果。

這就是當前鄉村環境治理中的兩難處境：究竟是應該站在地方性社會的立場上，讓村民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還是應該站在可持續發展的高度，對鄉村的重污染工業進行地毯式清理？前者會使鄉村的環境進一步惡化，并且使未來的污染治理面臨更大的社會阻力；后者在短期內又難以實現，因為牽涉的利益太廣太深，不僅需要綠色GDP的觀念轉換和壯士斷腕的勇氣，更需要對現行的利益格局、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進行戰略性調整。

回到我們的案例，村民與污染企業的沖突也好，共謀也好，其背后的行動邏輯其實是一致的：經濟利益是首要的考量，而環境不過是拿來“說事”的幌子，歸結到一個字，就是窮。可以想見，倘若鄉村社會的收入水平、生活質量得不到大幅度的提高，村民就不大可能真正成為環境保護的支撐性力量。

因此，要擺脫上述環境困局，除了要建立城鄉一體的環境保護執法體系，加強對污染的治理以外，更重要的是改善村民的生存狀況，使污染賠償不再是優先考慮的生活機遇。人們衣食無憂之際，也就是環境由奢侈品轉化為必需品之時。但改善的主要途徑不應該是鄉村工業化，因為鄉村工業通常是與低技術、高污染聯系在一起的，其小而分散的特點更加大了環境監管的難度。當這些企業嵌入地方社會時，它們會破壞生態環境，損害人們的健康；當這些企業“脫嵌”而顯示出專橫的面目時，則會對村民構成經濟和健康的雙重侵害。當前鄉村的環境沖突雖然是由鄉村地區的市場“脫嵌”所致，但尋求解決之道卻不能僅僅著眼于鄉村。如果我們把視野擴展到整個國家，我們會發現：中國經濟恰恰是嵌入在政治-社會大格局之中的——城鄉之間不是競爭-合作關系，而是一種等級關系，城鄉二元體制使得城鄉差距驚人，戶籍制度造就了“農民工”這樣一個次屬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價格與身份掛鉤），“半城市化”將農村移民作為流動人口打入另冊（“用腳投票”機制部分失靈）。正因為農民不能相對平等地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收益，才造成了農村地區的貧困，才使得鄉村的環境治理比城市更為復雜艱巨，進退維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