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正式開幕運營的上海迪士尼樂園，正在成為國內眾多旅行者的新寵。然而，爆棚的人群中卻鮮有人知，在建設期間，這里進行了國內主題樂園建設領域的首度大規模環境評估和治理，其間各項檢測逾10萬次，場地形成工程最終挖掘修復4萬多平方米。

上海迪士尼的案例，可視為土壤環境質量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佐證之一。在公眾的矚目與期盼中，2016年5月底，《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亦稱“土十條”)由國務院正式印發。

“‘土十條’內容豐富，與以前的相關政策相比，傳遞出諸多新信號，它將激勵相關企業參與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規范管理從業單位和人員，推動土壤治理與修復產業發展和成熟”，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環境基準與風險評估國家重點實驗室(環境安全研究中心)薛南冬研究員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采訪時，對“土十條”做出上述評價。

“土十條”出臺的更深一層意義則在于，它與“大氣十條”(即2013年9月印發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和“水十條”(即2015年4月印發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組合為治理大氣、水、土壤三個主要環境要素的完整政策矩陣;環保部亦調整機構設置，近日公布了新設置的大氣環境管理司、水環境管理司、土壤環境管理司的職能。

三個“十條”加上“三司”，意味著“環境保護的立法框架、行政管理機構、部門協作機制以及社會參與，正在共同推動我國環境治理體系能力現代化建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谷樹忠研究員對《中國發展觀察》表示。

治土新政

“當前，我國土壤環境總體狀況堪憂，部分地區污染較為嚴重，已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之一”，“土十條”如此開宗明義。

“各種污染物進入土壤環境后會對土壤生態系統造成深刻影響”，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陳保冬研究員向《中國發展觀察》介紹。與大氣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最難治理。一方面，污染物往往具有致毒作用，會直接影響土壤生物活性，改變土壤生物系統結構，進而影響土壤生態功能;另一方面，土壤生物通過一系列代謝途徑消納、轉化或富集污染物，影響污染物的環境行為和歸趨。“特別是被污染的耕地、工礦業廢棄地等環境問題尤為突出，治理迫在眉睫”，他說。

在此背景下出臺的“土十條”新政，亮點頗多。薛南冬研究員列舉說，“土十條”要求全面掌握土壤污染狀況及變化趨勢，這是土壤污染治理的基礎，因而進一步開展土壤污染調查勢在必行。“土十條”將法治工作放在第二條的優先位置，依法防治土壤污染成為必然。而以耕地及建設用地中的污染地塊為重點，對農用地、建設用地分別實施不同的管理措施，體現出分類管理、突出重點的治理思路。

此外，“土十條”還強調土壤質量維護要注重污染風險的管控及土地的保護;開展土壤污染修復，加強技術研究和創新迫在眉睫。土壤污染防治應有多元主體共同參加，需要政府主導、企業參與、公眾及社會監督。

“‘土十條’作為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的頂層設計文件，為土壤污染防治指明了方向，指導和規范我國土壤污染防治和土壤修復行為。它的實施將有力推動我國土壤污染治理和國家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建設”，薛南冬研究員說。

行業之惑

《中國發展觀察》了解到，由國內多家開展土壤環境污染修復相關業務的科研院所和環保企業等聯合成立的“中國土壤環境修復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即將聯合發布一份題為《中國土壤修復技術與市場發展研究》的報告，這份報告目前正在三稿修訂中。報告稱，我國農田污染以重金屬污染為主，主要分布在南方湘、贛、鄂、川、桂、粵等省區，污染區域主要為工礦企業周邊農區、污水灌區、大中城市郊區和南方酸性水稻土區等。

2001-2008年，我國共有98000家企業關停或搬遷，且大部分為化工、農藥、鋼鐵等大量排放危險廢棄物的企業，很可能為高風險污染場地。綜合國內企業數量、搬遷污染調查及國外情況對比，報告測算出我國的污染場地數量在100萬-200萬塊。

這份報告還提到，目前我國廢棄礦山的復墾率僅達10%，需要環境恢復與治理的廢棄礦山面積約150萬公頃，其中，重金屬礦區占30%，超過700處，湖南、廣東、廣西、四川、陜西、安徽、河北等地需治理的廢棄礦山占總數的41%。

據估算，2016-2020年，我國土壤修復市場空間約849億元。華北、華東、華中和華南是未來“十三五”期間我國土壤修復的主要市場。

污染盤面的清點，加之政策的利好，土壤修復產業的未來“看上去很美”。但在一些業內人士眼中，情況并非這么簡單。

“土壤污染修復的市場確實很大，但關鍵還要看‘土十條’下一步如何落實。包括政府如何引導、市場如何放開、資金來源如何解決、企業從事相關業務的資質如何統一和標準化”，河北環保治理運營協會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河北歐美環境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袁峰對《中國發展觀察》表示。

袁峰說，國內現在對從事土壤污染修復的企業尚無統一的、法定的從業資質認證;土壤修復市場被少數具有政府背景的企業壟斷，市場沒有充分放開。這些原因造成一些中小民營環保企業即便想開展相關業務，卻常常連“入場”的資格都沒有。

他還呼吁“土十條”在政策細化過程中更進一步規范責任主體，明確污染治理方案的推行部門，制定一套原則和程序，各個部門都要遵循，各司其職、有序協調。

重慶德潤新邦環境修復有限公司總經理林培權，則對目前土壤污染修復中常見的“非規范修復”憂心忡忡。他告訴《中國發展觀察》，業內存在企業低價競標、壓縮工期的現象，許多污染場地未被規范地修復，修復不到位或修復過度。他建議，針對不同污染物或行業，分別制定統一的土壤修復標準和規范化細則，從而切實保證修復質量。此外，他支持“原位修復”的治理理念，認為這樣可以避免修復過程中因污染物運輸等原因帶來的二次污染。

土壤污染治理的資金來源，學者和企業人士尤為關注。前述報告對國內2007-2015年間、項目總資金達89.78億元的316個土壤修復項目統計發現，目前我國土壤修復資金來源主要包括政府財政資金(項目數量占比63%)、自籌資金(項目數量占比14%)、財政與自籌資金組合(項目數量占比21%)、其他來源資金(GEF贈款、搬遷補償資金和未明確實際來源的多渠道籌措，項目數量占比2%)。總體看來，我國目前尚缺乏高效的污染土壤修復商業模式和資金投入機制。

谷樹忠研究員表示，以目前國內的土壤污染情況來看，土壤污染防治所需要的資金量往往較大。在以往，許多民間資本因投資見效慢，對土壤污染修復市場的興趣不大。“土十條”提出通過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發揮財政資金撬動功能，帶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土壤污染防治。“這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他說。

未來之路

“土十條”有一張具體的“任務時間表”，近到今年年內，遠至2030年，各需達到什么治理目標，由哪些部門來負責，非常明確。

接下來有哪些事情是“當務之急”?在谷樹忠研究員看來，進一步開展更加詳細的土壤污染本底調查，對土壤污染情況分類、分級，進一步明確具體的污染源、污染者，依然是必須要做的事。其次，土壤污染的差異化治理非常重要。此外，治理后的地塊如何有效再利用，應當打破各權力部門的局限，實現統一認識。

薛南冬研究員認為，“土十條”提出的諸多措施(如開展土壤污染狀況詳查、建立建設用地調查評估制度、嚴格管控受污染土壤環境風險、開展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試點示范、研發土壤污染防治專用設備和產品等)的落實，將有力推動土壤環境質量監測、調查、評估、治理修復和土壤污染防治咨詢服務、裝備藥劑生產等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相關技術的研發。

此外，需要推進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健全法規標準體系。我國現有法律只是對防治土壤污染的原則性規定，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條文也分散在多項法律法規中，因此需要一部專門法律有效地整合相關法律法規，以形成預防、管控、追究與損害擔責的完整邏輯過程、協同推進土壤污染防治的制度合力。

在陳保冬研究員看來，加強對污染土壤修復原理與技術的基礎研究至關重要。傳統的污染土壤修復主要以客土、土壤淋洗、施加穩定劑等物理化學方法為主;此外也有一些新型的環境功能材料應用于污染土壤修復。但是，傳統物理化學修復技術對于治理嚴重污染土壤雖然時間短、見效快，但往往伴隨著高能耗、高費用、二次污染等風險。近年發展起來的利用特定植物或微生物修復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復方法(或生物法與其他方法聯合作用)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重金屬污染土壤中植物可在其自身的生長過程中吸收、累積和轉化重金屬，從而起到修復土壤的作用，而菌根真菌等土壤微生物，則可對宿主植物的“工作過程”起到助力作用，因此對污染土壤的修復具有潛在應用價值。“長遠來看，生物修復法是非常有潛力的土壤修復技術方向”，他表示。